罗继祖（1913-2002）原字奉高，后改字甘孺。汉族，祖籍浙江上虞，1913年生于日本京都。自幼受祖父罗振玉先生教导，酷爱书法。16岁习唐人写经、后兼学各家，宗法唐宋。工甲骨、篆、隶、楷、行、草诸体，尤擅楷、行。所作严整挺峭，不作托沓之笔。作品入选“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和1987年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中国书法家百人展”等。著述甚丰，先生弱冠即以《辽史校勘记》跻身辽史四家，文革前应邀赴京点校《二十四史》的《宋史》部分。为我国著名的学者、中国史专家、古文献学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书画鉴赏家。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学术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主要著述有：《愿学斋丛刊》、《永丰乡人行年录》、《甘孺史考》、《蜉寄留痕》、《鲁诗堂谈往录》、《墨 庸小记》、《罗继祖绝妙小品文》、《鲠厂读史编》、《林下放言集》、《三助堂序跋》、《后书钞阁读书记》、《两启轩韵语》等。主编《雪堂学术论著集》、《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札》、《雪堂书札》、《王国维之死》等。

　　罗继祖先生为人诚正坦率、高风跨俗、淡于名利、博学多才，在学术研究和书法艺术创作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多学科均有建树。十多年前，我与先生有一访谈，当时整理后经先生过目并亲自誊写，刊于内部资料上，当时访谈的情景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今年是先生仙逝二周年，当时先生的许多见解，犹在耳畔回荡，对时下书法界作者大有裨益，为纪念先生，现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张华庆：先生一天正规学堂没有上过，现在是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者，这除了先生的家学渊源和刻苦自学之外，我想了解一下先生的读书生活。

　　罗继祖：我的读书生活，率真一点说，我的年龄虽已步入新时代，由于家庭关系一天学堂都没有上过，而是跟着我祖父（罗振玉）读书，家里虽请了先生，先生不高明，还是靠我祖父把我启迪成才。我十八九岁读完四书五经，能够写文言文，便作我祖父研究学问的助手，祖父研究学问主要承袭清代朴学传统，经、史、小学泛及金石考古。我未能全面继承下来。我致力最深的只是史学，也只能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献学两方面。

　　祖父以读书和收藏古文物为性命（收藏古文物目的在于研究，而不是如溥仪他们所说古董商）。他一生钱都花在藏书、著书、印书上面，对传播古代文化功绩甚大。我小时耳濡目染几十年经历世变，风雨沧桑，一生可以说没有离开书本。纪晓岚说：“生死书丛似蠹鱼”，我大概也可以说是这样。

　　人的聪明才力有大小，祖父一生著书几达二百种，而我仅写出几本小书。大云书库藏书遭乱失散，现在只剩一座空楼。我来大连后，儿子为我打造顶天书柜六座，还装不下，人家见了，说我书多。其实还不抵过去大云书库藏书的一角呢。 张华庆：记得第一次看到先生的书法作品是在《全国首届书法篆刻展作品集》中，先生不以书名传世，却书名远播，先生的行楷书涵合儒雅，笔画精到，书卷气浓厚，我想请先生谈谈读书与书法和书法与创新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字外功夫”。

　　罗继祖：这里首要指出，读书人不一定都是书法家，但从来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没有一个不读书的。因此，我们说读书和书法家的关系密不可分。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明白，不须细说。至于谈到创新，这是个新名词，又是个时髦名词，我国艺术远有传统，如古人说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王羲之和王献之是父子，但他们书法并不相同，欧阳询和欧阳通父子也一样，两位名父之子追踪父亲不是亦步亦趋，而是明显有些变化。再说书风不能不随时代有变迁，唐末盛行柳公权体，而杨凝式独师法颜真卿，现在看到杨的真迹为《卢鸿草堂图跋》，俨然平原笔意，而《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就各不同了，可见古人书法的多变化。由于他们“博学多知”，这就是“字外功夫”，通俗一点说就是“书卷气”。自古书法家能够名垂后世，没有不是“胸罗万卷”，不然即使书法精工，也只能是“书匠”，大家知道画不能有匠气，书法也同然，匠的异名词是俗，惟有读书才能医俗。现在有志于书法的中青年同志醉心于“著名”两个字，为之奋斗，试想这两个字能值多少钱呢？不肯埋头读书，下硬功夫专去模仿那怪模怪样，一竖写不直，一横写不平，创新如此，这不是笑话吗？就连匠气也够不上了。

　　张华庆：先生讲的太好了，这对我们许多书法作者不啻是一剂清凉剂，我个人也受益匪浅，请您再谈一谈您自己的读书方式。

　　罗继祖：我读书没有什么方式，只好谈点经历，小时读书从《三国演义》开始，初读不懂，慢慢读懂了。十几岁后读古文，渐窥门径，下笔居然能写古文了，但是水平不高才到唐宋八家为止，上不及周秦诸子，中不及汉魏六朝。可是我今年出版的《瑾户录》（用文言文写）竟成了滞销书，据反映说多数人不懂，这可测量现在人们对文言文阅读的水平程度。

　　我从《三国演义》开蒙，不满足，于是搜集了许多类似的小说来看，觉得一部不如一部，当时对《西游》、《封神》嫌其妖怪太多，从《水浒》还不了解它的用意所在，不爱看，对《侠义》倒有点入迷，终于认为没大意义放弃了。接触到正史，如《史、汉、三国》因文字艰深难懂，一时读不下去，但回过头来一想，《三国演义》出于《三国》添了不少虚构，于是对虚构产生了厌恶，觉得历史虚构不得，便瞅不起小说而倾心于正史。遗憾的是我并没有从《史记》以下一部一部地系统去精读。解放后接触了新观点，才悟到中国整个历史是阶级压迫的历史，里面含有多少斑斑血泪，但是无论如何一部二十四史还是最基本的原始史料，须要批判接受。所以1955年来吉林大学历史系教书，首先告诉学生，要把小说和正史分开，信史在正史中已不多，何论小说，几乎全部都属虚构。

　　我是想在研究中国历史方面做点贡献，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一无成就，只写了《枫窗脞语》、《瑾户录》等几本书，里面星星点点含有我的史学观点（说真话和纠谬），却不成系统。年纪老了，又多病精力不给，今后还不知更能写多少。

　　我读书的毛病对专和博的关系没有摆好，为求博，泛览群书，占去求专的许多时间。知识虽然丰富，却写不出专题性大文章来。我痛恶小说，以它以伪乱真，崇紫夺朱，例如谈诸葛亮，一定依据《三国演义》，谈岳飞，一定依据《说岳》，反把正史甩到一边，这成什么话，当然，这是专指戏剧和电视剧说的。

　　张华庆：先生谈了许多，给我的启发很大，最后请先生谈一谈您读书中奉行的格言是什么？

　　罗继祖：我的思想中心在《论语》和《孟子》，以为中国儒家思想精髓全在此两书，无待他求，诸子大抵驳杂不纯，但解放后，我不敢明白这样说。在教学中，我谨守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几句话，把我知道的讲给学生，不知道或没有把握的不在堂上乱讲。人家夸我学风严谨，实际只是不肯自欺和欺人而已。我平日服鹰顾亭林：“行已有耻，博学于文”两言，因为读书人应该敦品立行，不随世风为转移，而求知欲应该特别强烈，我认为世间的知识是无穷尽的，报纸我向来不敢轻视它，因为要了解现代和当前的历史只有求之报纸，报纸是宣传品，不尽可信，要披沙拣金，和求信史于正史一样。我每从报纸上猎取现代新闻消息据以写些观感短文，以为警世晨钟，这不是食古不化和专好一味钻故纸堆的人所能理解的。

　　张华庆：十分感谢先生接受我的访问，谢谢！祝先生身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