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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重于理,后胜于前——为王冰《篆刻》一书所写的序         ★★★
图重于理,后胜于前——为王冰《篆刻》一书所写的序
作者:阿敏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3-12-06 20:03:14


    被同事们催着,“大隐”王冰这回终于写了一本供CCTV讲课用的篆刻教材;接着他又来“逼”我:“从书的体例考虑,最好你再补一篇序”。

  说起来,我和王冰一样,都属于“凡事不起劲”的被动一族,推一推才动一动,要真的挨了“鞭策”才肯“上磨”。 尽管,几十年的篆刻“接触史”,令我们刻起来有兴味、肯琢磨,论开去也会出见解、生感悟,但要把它当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业来以命相许,都觉得既不该、也不能——只肯说,这是一件需要一些知识和功力、做起来也颇有意思的“玩物”。多少年前,我就佩服王冰的书画才艺和学问,见面总劝他写点东西不要“私秘”——他老应着,但就是“述而不作”。也许是旧书读多了,人也容易“老庄”起来:“萧然物外了无挂碍”可以当作凡事无可无不可的堂皇理由,闲逸懒散也很方便用“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来为自己开脱——于是我俩就不约而同地上了王徽之的“访戴船”,一路“乘兴而往兴尽而返”,每日做事尽责,吃苦享受重在过程,于功名利禄不大在意。

  此番王冰又邀“泛舟”,说点什么也是一种“唱和”应当应份——只是,篆刻那么点事儿,话早就叫别人说完了、讲烂了,到哪里还能找个空子“咬一口”呢?想了几天,挤出了两个话题还不大听人说起,且冠之为“图重于理,后胜于前”—— 说出来也不管王冰同意不同意,反正不是“移樽就教”就是“对床夜雨”,我觉得与作者、读者讨论一下都不算耽误工夫。

  先说“后胜于前”:

  一部篆刻史,由古而今,一秦汉,一明清,两大艺术高峰世所公认。

  秦汉之际,玺印主要用于缄封表信、政吏执凭,其重要地位和普遍应用,使它成为人们生活中一道很平常的文化风景。有这样的基础和规模在,自然就产生了很多的亮点和无数的精品。更重要的是,透过残存的泥蜕、拓片以及传世的官私印实物,我们也还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人浑厚朴茂的风范和率放自然的情性,这种不可再生的天真烂漫又加上水土风化的日月印记,尤其成为后代艺术家羡慕追奉的境界和模式。于是,“熔秦铸汉”的篆刻口号自然就成为后世入门或提高的目标以及途径。
 明清其时,印章重兴。不过此时玺印的实用地位已让位于艺术的赏玩功能。在书法、绘画空前繁荣的条件下,篆刻既与书理画意紧密联系、互相渗透,又成为独立于艺术之林的专门学问。旧的文字、形制、理念和审美习惯被很好地继承下来,新的内容和形式也随着考古和书画的发展而得到充分的开掘和拓展。此其时,刻印可以出名、挣钱、,可以辑谱、结社、为学、相娱;成系统的印谱使交流变更加方便而且广泛,书画也必须有了印章才成其为完整的艺术品。艺术的传承,也有了明确的路径,或私淑、或亲灸,风格和流派也应运而生水到渠成。于是,刻印形成风气并蔚为大观。

  基于以上的事实,把这两个时期的成就说得如何光辉灿烂登峰造极也是言之成理毫不为过的。然而,这个“普遍的共识”话还有另一半,叫做:“两座高峰空前绝后不可逾越甚至无法企及”……,

  ——这就未免叫人有点心有不甘并且疑惑顿生了:

  按常理,凡事都是后来居上未来胜于以往,否则,“发展是硬道理”就无从谈起。刻印如果注定后人做不过前人,那么秦汉明清之后的一切努力和创造还有什么价值?追了半天也赶不上,跟着瞎折腾还有什么劲!盖凡一事一物,假若它已经消亡或失传,当然其顶峰只能尘封于鼎盛的过去——譬如格律诗和角尺谱,譬如三星堆、五禽戏、八阵图——但只要它还活着,还有无数人热衷,那么它的成就就一定是今胜于昔,希望也准在现在、未来而不是时空的过去。人多人少潮起潮落都不是决定因素,不争的事实是人类的演进一定是一代比一代更聪明更有出息。所以,说以往的篆刻成就“高不可攀”,如果潜台词是:“那个时代就达到如此高的水平真了不起”,或者,“当时人的胸怀、气息要今天的人来模仿真是距离太远不可思议”还说得过去,但要断定后一定不如前,那就既不实事求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变化、发展”的原理也缺乏起码的认识。

  即使把两大高峰自相比较,明清也不是“无法与秦汉相比”。无论如何,明清是站在秦汉肩膀上的提高开拓,虽然从业者嘴上总挂着“三代以下皆不足观”,但实际做起来,后世的成功者却是一个比一个更自信更高明;合起来的成绩,无论是方向、审美、方法、程度、规模,风气,“清胜于明”、“明清胜于秦汉”也是难以推翻的事实。上一代的书家印人,无论怎样“言必称秦汉”,但从实际印作看,有意无意的崇古话语还是掩盖不了无处不在的近现代意识——浙派、皖派的遗风潜移默化、清代对后世的影响在篆刻中表现得比秦汉更直接、更充分、更彻底。

  明清之后的民国,其实也是一个空前繁荣、可与前代比肩的篆刻盛世,且不说吴昌硕的万象兼收、齐白石的振聋发聩,就看王福广的精致典雅、邓散木的排布组合,也都是前人想未敢想、闻未所闻的。为什么民国的“成就不高”?真实的原因只能是“太近了反而容易视而不见”,或者说,“还没腾出手来研究它的门道和意义”。

  “任何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前世的得失,都是由后世来评定的。清代出土了大量汉印少数秦封,新鲜可爱炙手可热,大家纷纷学处处谈,于是“秦汉最高”成为公论;民国人看以前邓石如、吴让之还有西泠八家,也佩服它的风格翩然系统有序,于是你说我夸汇为“明清亦佳”;轮到二十世纪自己,虽说更是百花齐放成就斐然,但无奈连年战乱、人无定心,刻的人不少,论的人无暇,系统研究谈不上,自己夸自己也来不及。这般“糊涂”了几十年,一直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九十年代世纪末,才见到了不起的孙洵大夫编了一本《民国篆刻艺术》。要使这个时期的成就光昭天下,当然还尚需宣传有待时日。因此只能说,是命途多舛和时间仓促造成了高峰追认的姗姗来迟,而不能盲从“后不如前,新不如旧”的习惯思维模式。
 在《民国篆刻艺术》的“后记”中,黄惇一方面说明了“许多人对民国篆刻艺术的了解,甚至比明清还要陌生”,另一方面说到成就,还是说“由于靠我们的时代最近”,所以“比不得晚明、晚清的成就大”,——因为“近”,就一定“差”,好像也不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逻辑。但也就在孙大夫的这本书中,我们也看到了“活人胜过死人”的大胆公允之论——比如钱君匋评来楚生:“来氏刻印七十岁前后所作突变,朴质老辣、雄劲苍古,得未曾有,虽二吴(指熙载、缶庐)亦当避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能独立称雄于印坛者,唯楚生一人而已”。——看来,即使是现代人、熟识者,说他水平很高超过古人,只要事实确凿言之有据,态度鲜明地作些客观判断既必要也必需。倘说这个例子只是“个别”,那么再举一个“整体”的例子:1904年成立的西泠印社,这个代表中国最高权威的篆刻社团,历经民国、新旧社会至今,不仅香火不断而且雅集日隆,不仅搜聚了全国最著名的印家印作,而且影响还遍及到全世界,其被及之广、研究之深、产业之巨,哪里是当年三两知己的窃窃私语可与之相提并论的!

  所以,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后胜于前”,应该是永远的社会法则,现代比古代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事事要讲一点唯物主义。

  再说“图重于理”:

  书法、篆刻和绘画一样,都是作用于视觉的形象艺术。如果我们要学习和研究绘画,主要的功夫一定是下在具体可见的实际图画上;要找一本绘画教材,我们必然会选那种图例丰富、形象感人的课本,因为它最能发挥实际效用。但事情很奇怪:一到书法和篆刻,学习遇到困难,我们先想到的却是自己的“修养太浅”“学问不够”,总希望“听”些高明正宗的理论来帮助解决视觉的感受问题;编教材的人,也觉得引经据典最是轻车熟路特有得说,洋洋洒洒的宏篇巨著没几个插图也甚是心安理得。这是古人议论书法篆刻的传统惯例,如果说,这是当时视觉传播手段的限制所致,那么现在还继续乐此不疲并以此为高,就不是问题也是误区。

  一方印之所以引起注意或感动,是由于它表现出来的精神和美感引发了你的共鸣,而无论它传达的信息是多么丰富深厚,所有的信号也只有通过这一个“可见的图”才得以传达。既然,作者的意境、追求、寄寓、造诣,以及印章的内涵、创意、特征、表情等等,你都是通过这方寸之间的图形受于眼、感于心,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渠道,那么要想读懂它、领会它、学习它、吸收它,你的注意力是不集中在“这一个”本身还能放在哪里?固然,道德修养可以调整你的立场和态度,文化学问可以丰富你的情趣和联想,专业知识还可以帮助你判断印章的成败得失及其原因——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毕竟这一切都是间接的辅助因素,刻者与观者“直接”和“全部”的交流,无论是“传播途径”还是“媒介作用”,只有这小小的红白相间的印蜕可供依据。所以,要学会和提高篆刻的水平,我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落实到每一方具体的成功作品上。比如,既然某印工整、某印奔放给你的感觉不同,那么迥异的感觉一定来自它们不同的形式——包括用字、章法、刀趣,也许更关键的还在于某几处的清朗或暧昧,某一笔的方圆和曲直。多元的感觉一定有它特定的道理,再复杂的神采也一定能在具体的形式上找到确凿的根据。所以,读印、刻印、具体分析实际的对象,眼睛远比耳朵重要,这才是提高印艺的关键前提。画家的要诀是“不可一日不动笔”,怎么一到书法篆刻却成了“不能一日不读书”,——你说这里是不是大有问题?

  古人观印刻印,有点心得也爱“直抒胸臆”,多少年积累下来,就汇成了汗牛充栋的“印学”和“印理”。应该说,这些个人化的、着眼于某一个点的议论,对后世的学习是颇有帮助和启发的,然而,中国的传统常常又喜欢泛泛而论不涉具体,这叫做“一落言筌,意境顿失”。话都是对的,但实际怎样做,却叫人摸不着边际。比如,“大抵印章,就如大书堂匾,一须取义精,二须书法古,三要配合得宜”(徐官《古今印史》),但什么叫“取义精”,怎样就“书法古”,“配合得宜”的界限在哪里,他不说,偏是要你自己“悟”的;而且,某人眼中的“配合得宜”,在某家那里偏偏是“最不得宜”也未可知。再如,沈野在《印谈》里说,“不著声色,寂然渊然,不可涯涘。此印章之有禅理者也;形欲飞动,色若照耀,忽龙忽蛇,望之可掬,即之无物,此印章之有鬼神者也;尝之无味,至味出焉,听之无音,元音存焉,此印章之有诗者也”——这里用“禅理”、“鬼神”和“诗意”来比喻“印味”,说得也很有道理,但要想真理解,恐怕还要先参透了禅、鬼、诗的真谛才能体会言者的深意。更重要的是,喜欢说的人,刻出来的印,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倒是那些天天动刀的人,偶尔说上只言片语,再比着他的印看,既中肯、又实际。

  不少人初学印,往往对工具、材料、方法和种种讲究最感兴趣,找了很多的书来“拜读”,以为难点是在那里。其实,刻印的难点,恰恰还在那“图”上——对传统的“图样”制式是否熟悉,自己的“字法”“章法”是否合理而有创意——只要脑子里的“形像”真美真好、而且确定无疑,用什么程序、何种手段刻出来其实倒真的不必拘泥。名家胸中尽是“神品”,手边没刀找枚钉子“随便划划”也能刻出“气象万千”哩!了解一些传统的规矩是必要的,但古今的材质、手段、工艺早已花样翻改日新月异,以前的东西寻不着,现在的替代物也未必今不如昔——比如要说传渡的准确性,即使是摹拓的“双钩”,也永远无法与现在的照相、复印相比;刻刀的钢火、工艺,现在的材料既精、区分又细,只要能适合自己,就是最佳的工具。“刀法”古代也有种种讲究,但只有能把自己心中的“意象”完美地表现出来,就达到了它的最终的目的——至于刀呈什么角度、一下还是两下,实在是其次而又再次,关键还是你头脑中的那个“原稿”,是不是真正耐看的好东西。

  所以,即使从一切“规矩”看,也还是“图重于理”:刻出来的“图”好,就什么都对、哪样都好;假如“图”不成器,什么讲究都白搭,责任也不全在材料、工具。

  既然“读图”最重要,看起来就要特别仔细,还应有分析、知舍取,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印面的最后的敲击、做旧,对有经验的印家来说,往往有起死回生或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何处残、何处断、何处破、何处缺,或敲或凿,皆是殚思竭虑的结果,而决不是随心所欲的动作游戏;多一点万万不能,差一毫会令人仰天叹息;这里要锐那里须钝,既多凭感觉,又极有分寸。所以,我们看出土的古印,有岁月风化之迹、水土侵蚀之痕,“古”是一定“古”了,但是否一定最佳,“天意”的增损是否合适,就需要仔细揣摩认真分析。从中,可以学习到“怎样便古”的手段,但具体到每一印,残破处未必恰巧都是最佳的形态和位置。因此,不见得古印就一定好,要真赶上人工、“天成”恰如其分配合默契,那才“物我两忘”的“神遇”。再如,研究一方传世旧印,需要看清楚何处是作者有意为之,哪里是流传中意外的磕碰(意外的伤残,也有偶尔“帮忙”帮得“正好”的)。假如破坏处“不是地方”,那就既不能增色,还会影响到全局的虚实平衡。这样的残缺,不但不能学,还应对同类的失误保持高度的注意和警惕。

  “读图”有了主心骨,“听理”才不至于迷信盲从——比如,“印学”中常见这样的记载:“文国博刻石章完,必置之椟中,令童子尽日摇之;陈太学以石章掷地数次,待其剥落有古色,然后已”(吾衍《三十五举》)。——这就奇怪了:边、角既尽坏,印面复何存?既然刻印的“后期处理”全靠胡乱摔碰,那么原来的章法构图创意如何保证、篆刻家的主观创意还有什么意义?反正,不论我自己刻章还是看人治印,一敲一击都必须亲自审慎完成,差一点就会前功尽弃——自己弄都不放心,哪里还敢交给别人砸来砸去!可见,这样的理,即使愿意偏听偏信,也是万万不敢照搬的。

  理论和实践,是一对矛盾。原则上说,能够传下来的理论都是经过选择和淘汰的,不过,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还应该看到,理论也是变化、发展的,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假如我们观印、刻印的感受与古人的某些说法不合,那么宁愿相信自己的亲身体验也不必拘泥于旧闻陈说。最近有幸听到丁肇中教授的讲演,其中有两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他说:“物理学中的真理,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实验的结果可以推翻已有的理论,而理论却无法推翻实验的结果”。这些结论,本身极具科学的哲理,放到篆刻上来,对于某些“唯古训马首是瞻”的书法家、篆刻家来说,我觉得尤其具有“击一猛掌”的意义。

  以上两点,说的都是意识和观念,而对篆刻来说,我以为“观念的更新”显得尤其重要。这里所谓的“更新”,在其他文艺行当中,不过是实事求是的一般常理,唯独在书法篆刻这个自闭的千年古堡中,与时俱进的想法说法常被视为狂妄胡说和大逆不道。既说“古”,就容不得“新”;做起来都是现代的办法,但唱出去最顺耳的还是古人的老调。我老说,一个行当,如果二十一世纪所用的理论还是十九世纪的老一套,那么不是做的人自己没出息,就是这个行当本身寿限已到。还是简单一点轻松一点现实一点,背上那么神秘沉重的包袱实在没必要。观念变了,篆刻才能发展,即使是初学入门,多一点疑问和勇气也没什么不好。

  至于王冰的这本书,倒用不着多说,因为读者个个有聪明的头脑、敏锐的眼睛。确凿的事实和必要的知识,以及具体的方法和技巧,被王冰讲得十分通俗和精到;其中还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在读者那里也会受到关注、自有公道。以后大家还会看到作者结合本书在电视中做些具体的讲解和示范,相信读者更能体验到现代化远程教育的魅力和实效。

  我读本书的最大感受,是作者为人着想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里也有个观念问题:写书和为艺究竟是为自己还是为别人、是装神弄鬼还是解惑传道,这些,毛主席在60年前就已经指出,我认为王冰在这方面做得很正确、很平实、很地道。

                                                     2002年7月1日

附注:王冰《篆刻》讲座,已在CCTV夕阳红栏目播出,反映极好。本教材已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面世。本文改做“跋”,篇幅也被大大压缩,页码所限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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