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戏说，都是看了文博的文章所想起的，但只是自说自话，丝毫没想着要开导或影响别人。我向来没有同人较真是非对错的习惯——自己想到或人家提问，就直言不讳；人家不同意，开炮投弹，我也不会发火，更不会申辩反驳，作出反应。一切都不用解释：人对我、我对人，觉得比自己高明，自然就会思考和接受；如果不认同，也正常，但也没有责任一定非得说服或压服对方。都活得好好的，你有什么资格和权力、有多大必要和可能，一定要改变别人呢？州官放火，百姓点灯，各人有各人的立场和自由，而且所做所言，不过是无关国计民生的“写字”这样的小事情，有什么必要耿耿于心呢？

　　因为喜欢书法，所以毛笔、钢笔、篆刻，以及与此有关的理论、历史、人事、教学我都弄。与之有关的事，也喜欢发发议论——比如这里头有些概念、定义、认识、现象，我觉得挺有琢磨头，所以说出来大家听听，如此而已，既不为抛砖引玉，也不是扫盲启蒙。其中最核心的，是我觉得书法没有那么“大”。就是有人愿意为它献身，在我看来也无法与那些“挽狂澜于既倒” 和“行道义以至诚”的作为相提并论。

　　我深信，爱好书法的人，除了笔墨长进之外，一定还希望在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上有所提升的。由书法而知识、由知识而文化，由知识文化而成为知识分子文化人。于是大家要读书、要上学、也要学历头衔学术职称——因为在中国，只有大学毕业、硕士博士、教授学者，才能被人称为“知识分子”——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有这些要求，都是自然、积极、正当的。

　　但同时我也想到，在西方文明的语境中，“知识分子”这个头衔，却不是由学历高低、读书多少而决定，它要同时具备三条标准：一，社会的良心；二，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三，既定真理和权威的挑战者和质疑者（出处记不清了）。三条标准缺一不可——第二条，是基础，毫无疑问；但少了第一条，知识就没有用武之地；缺了第三条，科学和社会就无从发展前进。这与吾人“只要有学问就一定受尊敬”的传统，不大相同。

　　而中国传统，最重学问，而且，这学问还最讲“正统”。“先立乎其大者”、“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一切“拨乱”都是为了“反正”。因此，以往被批判、被鄙弃的正统思想家如孔孟、程朱，以及礼、乐、纲、常等等，在近二十年来的“新国学”的复兴中，又重新回到了文化、学术的祭坛。这一点，在书法上贯彻得尤其“地道”，以至说“正统从未动摇”，也不为过。写字要美要丑、重功力还是重创意，那只是表面的分道扬镳，但本质上，无论哪家哪派，最后都要到“法书”、“学问”和“幽远”、“高古”那里去“认祖归宗”。这众口一词铁打不动的“正宗”，历来永是各门各派的心中至尊。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国学巨擘，比如近代的王国维和陈寅恪，由于学贯中西满腹经纶，代表了传统思想文化的“正统”，更受到百般推崇无尚尊敬。然而，如果细看王、陈的书，却会发现，他们的贡献，恰恰不在“学问”和“正宗”上——其最重要的闪光点，恰恰正是体现了洋人的第三条风范——怀疑“正统”远离“主流”而切入“边缘”和“异端” ，对以往的陈说进行勇敢而犀利的挑战——而正是这些东西，才构建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理基础和精神风范。

　　你看，王国维的学术自文学起步，从西洋哲学入手，一开始注目的竟是传统中国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等，这些传统观念的“旁门异端”，惊世骇俗，“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为当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所不屑；后期王国维的古史考证，以及陈寅恪所总结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等等，正是对中国已往的历史研究和写作作出的反叛和颠覆，目标和方法的改变，其实都是西方科学思想在“始作俑”。陈寅恪晚年，穷十多载精力写《柳如是别传》，普通人不解，文化人不齿，但现在的学者看得明白：他是要借此“奇女子”之身世，来喊出“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对科学院的答复》）的心声！因此，或许也可以说，从王国维到陈寅恪，从鲁迅到顾准，值得推崇的就是那种“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异端”精神哩。

　　真不知道，如果读点历史、学点王陈，能否也会给书法带来一些启迪、联想和震动？

　　书法上能不能多些“异端”和“挑战”？前面说过，求正宗或求奇怪，那是形式上、面子上分歧，各有所取，不足细论；我是说，对于书法的本质、功能、作用、前景等等，能不能跳开去想一想，多些头绪多些角度多些不同的声音？    当然，必须强调，这里所谓“不同的声音”，应该是深思熟虑的分析、言之有据的立论。它需要一些基础训练和学术功底，既不是为打败谁或吃掉谁。也不是无聊的阿谀和过分的激愤。它是一种纯粹的审美判断和知识建构，它的深层基础，就是学术理念。这就是所谓“学理”。从本质上说，学理与功利、舆论、派别、人事乃至个人的好恶臧否都没有关系，它的价值不会因“不虞之誉”而增加，也不会由“求全之毁”而减少；它的关注点，只在有没有学术依据，是否真有道理。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大家为什么对书法的批评那么不满意：要么逢迎吹捧、要么打击否定——二者恰是一对缺失学理的双胞胎，本质上可谓铢两悉称，既难分优劣，又毫无价值。如果另起炉灶，固然勇气可嘉，真理往往也从“怀疑既定思维定势”中偶然诞生——但如果仅仅会说“不”，只是绿林“路见不平一升吼”，不是批评本身。立论如果与功利相关，或者议论仅凭私己好恶和即时感悟，那么这批评既不能客观，也不会有份量。所以真正的学者常说：“在高举批评的武器时，别忘了对武器的批评”。

　　想当年， 站在“右翼”的胡适在讨论鲁迅这个“敌党”时，就能够抛弃个人感情成见，“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鲁迅）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而鲁迅也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不论周、胡的政治立场如何，他们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学理精神，的确值得书法家“临摹”、“意会”。

　　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把学理精神称作“人文精神”，或许也是又一种“有意味”的解释。

　　“一肚皮不合时宜”，有时真是不断追求真理的代名词。说到“真理”，我想借此“戏说”一下“读书人 ”、“学问家”、“学者”和“思想家”的区别——我们书法人，动辄就拿这些高帽子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张冠李戴，搞得理论界想与咱说话也方枘圆凿、难对口径。    用“看戏演戏”来打比方：“学问家”，是那个编戏演戏的，“读书人”是看戏的；“学者”想的是这戏文能解决什么问题，“思想家”却在衡量这个现象反映了什么本质、对世界有多大价值。

　　学问家有的是学问，有不知道不明白的，他都想知道，还要把不确切的地方进一步弄清搞懂。他要找的真理都在那无穷无尽的学问里。有了这样的积累和精神，他写出戏来就丰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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