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有书读就是幸福，他的目的就在于“知道”本身。读书这件事，就是他认定的真理。所以，他对比他知道得多的学问家，尤其佩服；看他的戏，就好奇、就满足，沉进剧情可以废寝忘食不能自拔。

　　学者和读书人的区别，不在求知欲本身，而在求知的目的。虽然，他对真理的追索也是在学问的基础上实现的，但学者读书是为了用知识来解决问题，研究有明确的系统性和指向性。所以，学者不见得要看遍或喜欢学问家所有的戏，对他有用的，才拿来专心研究——而且只当拐棍和工具。虽然，好学敏求，是学者和读书人的共同的特征，但两者的内涵、外延却很少重叠，对社会的贡献也大有差异。

　　思想家是另一种人。他耽于沉思，可以在纯精神的漫游中思考、驰骋，企望发现关于人生和世界的真理。看戏也会联系人生的终极目的。看着看着，他也许会走神，心想，假如没有艺术，生活不是过不下去；但真有了它，这感觉还真是很不一样哩。更重要的，他还会常常跳到远处去，像外星人那样看看你们究竟在做什么事。他会问，这演戏看戏，是否真的那么必要，究竟有多大价值意义？

　　我这个解说不大严密，但意在说明，这几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在层次上也是有高低的。关键是接下来我还想问：    书法家都说要读书“做学问”，那么每一个人的目标，是打算向谁那里靠拢呢？还有，你所钦佩的书法大师，各在这大千世界里当得起什么角色、该戴哪顶帽子才合适呢？

　　我自己的答案是：

　　 一，读书人，书法圈里有，但不多。就从网络各栏话题看，点击率最高的，还是作品、事件、功利、趣闻。这一点都不意外——假如书法无功名、不热闹、没活动，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书法应该绘画一样，“不可一日不动笔”，而不是“不可一日不读书”。读书不是书法的“必要条件”，事实上，真因写得好而名气大的，多半虽以读书自诩但毕竟这不是目的——就算你把四库全书都读完了，但字不如人，也还是没法在书法圈里称雄。所以我一直坚持，写字好坏与读书多少，不能用一杆秤。两码事，不必硬联系，也不成正比。尤其在当下，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学问家，更少。天天要应酬挥毫，就从时间精力上看，想做学问也做不成的。而且，书法的学问，其实都是人家的。而各门学问，各有精英，都必须在各自的专业圈子里得到公认才算真的，人家也绝无必要硬拉一个书法家到自己的行当里来“当替身”。比如已故的康殷先生搞了一辈子古文字学，但如果中国或世界开古文字研讨会，从来就想不起要请他与会出席——这不是贬低他的努力和成绩——在咱这里，他够得上顶级权威，但到了文字专业那里，或许他只算“业余”，或许研究还不足以服人。

　　三，学者，就更廖若晨星。不用翻大学和研究院所的名册，就在网络中用最强劲的搜索引擎，凡领衔“学者”或“学人”的，也查不到哪一个姓名、专栏是书法家的。启功先生那样的，真是特例，他在其他人文学科中确有贡献，真能得到那边同行的公认。而咱们诸多“书法学者”，那头衔只在书法圈里管用，真到人那里不一定好使。现在也还有原来的身份是“学者”，但也愿意到书法圈里当“领头人”的，但写出字来，大家嘴上称好，心里未必承认（要判断“嘴上”“心里”，我有个简单的标准：凡位尊名高的书家，如果有人跟着他的路子学，就是真心佩服；假如人们只点头没行动，那么对他的“书法认同”就有点“含糊”）。

　　四，思想家在人群里本来就是极少数，但并不排除书法家中也有爱动脑筋、愿意刨根问底的人。只是，真正思想上的发现，一定不会是人云亦云。而书法的基本习惯是论资排辈、是揣摩评委心理、是习惯用古训作挡箭牌——这些特征，决定了这土壤很不利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发芽生根。“真正的思考”必须排除私利和人情，像马克思、顾准那样，纯粹为追求真理而愿意舍弃一切。我们为书法和关系投入太多、感情太深，一旦放弃，将如何安身立命？

　　之所以说这些，一来是我觉得头衔不能随意滥用；二来，我持“人生远重于书法”的价值观。所以，走什么样的路，能不枉此生，值得慎重掂量考虑。读点书，做点探索研究，当然是重要的、必须的；但在这个过程中站在怎样的高度、朝哪方面努力，我认为不能马虎、要从根儿上想清楚。即使全身心投入书法，也最好有一点思想家的气质、学者的致用、学问家的渊博，甚至读书人的专注——最好，还要不那么世故并加一点贵族式的幽默。

　　书法家特别提倡修身读书做学问，说只有这样才能提升人品、增高境界、加深修养、厚重笔墨。而我要说的是，假如这一切都是以书法为目的，那可能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为了买车买房去挣钱，是与“财富人物” 靠“数字游戏”来实现自己的抱负是有云泥之别的——既挣不到大钱，更体会不到那个境界的乐趣。人品不是做给人看的，修养不是吹给人听的，提高对自己对社会对事物的认识，哪怕凡事能有一个比较客观、正确的判断，这对人生来说，其意义远比笔墨胜过王羲之还要重要得多。更何况，知识其实根本无法改变人性的弱点，比如一个人天生谨小慎微，他就是读到博士研究生，难道一下子就可以豁达大度了吗？现代科学告诉我们，这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与后天的读多少书实在没多大缘分。

　　人文科学，是一个大的体系，不是专对哪一件事的科学，它是关于人生价值和世界观的学问。对此，王安忆有个不错的比喻，说那好像远离城市一座森林，这森林和城市人的几乎完全没有关系；但城市也正因为有了这森林，才调节了城市的空气，使这个城市更有活力（大意，哪篇文章里说的，忘了）。我要接着说，森林从来就不是为了城市而生长的；只为了那个城市去种树，心是好的，但也是永远种不出森林来的。

　　接着我还要说，真要想学点人文知识和道理，就必须到那森林里去，在城市里遥听远猜，是学不到真东西的。道听途说是不作数的，要 “取真经”，就必须真到“西天”去；学哪门，就应心无旁骛，深入那正经的学问。一切从书法出发，看什么都“唯见神采、不见字形”、“破空横行，孤行己意”，这是书家的习惯，却不是“做学问”的态度。真做学问，要读原著、看全集，只凑些语录、传说就胡乱嫁接、自我演绎，那要叫人笑话的。

　　我们一说书法，总是特别自豪，说它是东方文明的精髓，可以包容一切华夏文化。所有的道德伦理、思想教化、审美品格、理论流派、批评体系，都能和书法挂钩；大凡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历史宗教、考古鉴定、语言文字，诗词歌赋，以及哲学、美学、文学、戏剧、艺术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都由咱大笔一挥，尽收彀中。所以，东方文化，书法是惟一的“集大成者”。但有时人家也会反问：为什么一说书法，就要说到人家那里去呢？别的学科，为什么就不需要这样东拉西扯呢？假如有一天不准“集大成”了，只说自己，你能说些什么呢？说真的，如果不“集大成”，咱还真有点心虚，咱们“书法学”的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如果不说别的，还有多少课好上呢？人家的每一们学科，可从来都有自己完备的体系，并不需要都要说到“阴阳五行”或“刀枪剑戟”才能够数满分哩。

　　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人人都明白，商店里的大部分商品我们其实是买不起的，但为什么到了精神财富面前，书法家就都成了无所不知的“富翁”，好像不论哪一门学问，都是咱家里的物件，可以拿来就用？天下有那么便宜的事么？由于这样的“集大成”，咱凡事只好主观臆断、大而化之，搞得连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是含混笼统。主观上也想“讲道理”，但如果概念不对，逻辑不通，学理不存，这道理何以服人？或许，这也是看书法只好比作者谁大谁小的一个原因。    即使咱的学术不厚、学理不够、学养不深，我以为跳出圈子多学学社会上其他的人和事，也是提高的一条捷径。一旦我们从古人、死人堆里拔出来，把眼光转向社会和时代，就会发现原来是那样广大、精彩。随便举两个小例子：    一，剧作家沙叶新的名片是这样印的：
“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员，某某教授，某某主席——统统都是挂名的”。

　　——这样的求真豁达，这在书法圈里是难得一见的。

　　二，晨起读报，见刘震云竟这样说：
   “（我写《手机》，既有电影又有小说），……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拧巴的事儿，大家觉得一个人的作品由小说改成电影，就好像良家妇女变成了风尘女子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倒过来看，小说变成电影并不是坏事，并不是作家堕落了。很现实的：第一，增加了他的物质收入；第二，它能够增加小说的传播量。生活变了，电视、电影、网络传播可达的广度，特别是速度，比纸媒介要大得多。中国所有的前沿的这些作家，他们的知名度跟他们的作品改编成影视有极大关系，这是一个现实。

　　“还有一个特别拧巴的理论，就是，作家写完书，你的话都在书里，你就别说了。我同意啊，我原来也不说啊。可是生活变了。本来写完《手机》我也可以回家就没事儿了。但出版社告诉我，你得出来去卖瓜了。现在一个农民都知道他要不知道市场信息，不到集市上去卖，瓜是会烂在地里的，不管他的瓜有多好。我觉得这说得有道理。我这个书就是纯粹出于职业道德，它让我卖我也得卖。而且还不单是对自己的书负责、对自己负责，对整个文学你也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如果中国所有作家的书都只能出到2000册的话，文学就离死不远了。所以我觉得应该出来吆喝几声。

　　“还有第三个拧巴，一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惯性的看法，他认为作家有文化，影视界的人没有文化。

　　……我想他们（知识分子）总体上大概看谁都没文化。我觉得中国有几个这种优秀的导演，有几个优秀的演员，你跟他面对面接触，深入地作为朋友谈下去，他们是有文化的。你从他们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这些话我一直没说。今天我想力图把它都说出来。我想把颠倒的历史再颠腾过来，可以吧？”

　　 ——像刘震云这样有成就的作家，他就敢说作家其实也不见得多有文化，也敢说写了作品是要卖的，“所以也应该出来吆喝几声”，书法家里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如果没有，是什么原因？

　　他还说，“ 以前的我的东西，特别重视人外在的东西，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包括人文道德的这些东西。其实真正最重要的，我写《手机》特别写了第三部分，写人跟人的那种最根本的交往。我突然觉得，世界上有两个价值系统，一个是我们现在这种，所谓规范的价值系统；还有一个，是人跟人接触把这些都给扔掉的价值系统，他们自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你比如讲，人要进北京，是两种渠道，一种渠道的话是按照社会的正常的轨迹渠道进入，可我发现还有一种渠道，像民工、像盲流、像所谓的‘北漂’，他们完全是按照民间的渠道进来。先找一个朋友，这个朋友认识张三，张三认识李四，这样也马上可以建立起一个社会关系。并不是说按照我们规定的这种渠道，这个单位那个单位。在民间，真正对世界形成力量的是哪个，哪个渠道更有力量呢？我觉得是后一种。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艺术是要高于生活的，但最后你发现，其实生活比艺术牛，生活的角落比生活大。

　　…… ……

　　“我觉得如果只是把《温故一九四二》写成一个苦难史，那它绝对不是民族的心灵史。民族还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一个人在路上死了，临死的时候他会这么想：‘一块儿出来逃荒，吴老二十天前就死了。我值了 ’，是这么想。我觉得特别符合咱们民族的这种本性。民族的心灵史并不是苦难史，而是他民族心灵面对这种东西他的抉择，他选出来是一种独特的解释。他对世界有另外一种解释。一个人倒地了，后面一个灾民从这儿过，把前头人裤子“叭”一扒，拿着刀子就割肉，一割肉一疼倒地的人又活过来了，说‘我还成’，那人马上说：‘你不成了’。嘣，割下来。就说，面对这个东西的话他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真正的喜剧核心。我觉得等《温故一九四二》拍出来大家看吧，并不是一个让你觉得好像凄凄惨惨的一个东西，确实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我们的民族面对任何时候基本采取的都是这样一种排解的方式。”（《北京青年报》2003年12月09日 记者吴菲）

　　不必讨论书家和作家谁的贡献大，就说这实事求是，或者心里咋想嘴咋说，以及愿意靠近劳动人民的立场，书法家就少见其人。春节下乡写春联，那是任务、是摆设；不妨扪心自问，咱毕生的梦想，谁个不是力求摆脱那个“俗”呢？哪个是为了工人农民看得懂、很欢迎呢？其实，假道学、假文化、假事业，假正经、假文明、假清高，咱身上是“一个都不能少”，争斗残杀，在“心灵”上与灾民也不相上下，这也是民族根性所决定。但问题是，咱有几人，能像人家那样直统统、赤裸裸、坦荡荡地说出来呢？

　　 我们的人格，果真是那么高尚吗？我们的思想，果真是那么深刻吗？我们的作为，果真有那么光彩吗？我们的事业，果真有那么伟大吗？    固然，学字、求艺、谋利、得名，都不是坏事，但话说得太“那个”了，这事情也就真有点“那个”了… …。

2003年12月9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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